编辑|拾月
图文|琉浔
2001年9月11日，两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纽约世贸双塔。
近三千条生命在烈焰中消逝，“奥萨马・本・拉登”这个名字从此成为西方世界的噩梦。
接下来的十年里，基地组织的阴影从巴厘岛蔓延到马德里，从伦敦笼罩到突尼斯。
全球多数国家都没能避开极端分子的骚扰，可唯独中国的土地上，始终没出现基地组织策划的大规模袭击。
这事儿让美国学界、媒体甚至情报界都摸不着头脑，搞不清本拉登为啥对多国痛下杀手，却独独绕开了中国。
很显然，这绝不是恐怖大亨突然良心发现，背后藏着的全是冷静到骨子里的战略算计。
战略账本算得清中国是块难啃的硬骨头
本拉登虽然走的是极端路线，但他早年在美国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的经历，让他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一点不含糊。
中国的安防环境，早就把袭击的门槛抬到了极端分子够不着的高度。
中国和阿富汗接壤的瓦罕走廊，平均海拔超过四千米，一年里只有六个月能勉强通行。
解放军边防连在这条走廊上昼夜值守，任何异常动静都逃不过监控。
地理上的天然屏障只是一方面，语言和文化的鸿沟更难跨越。
极端分子想在中国内地建立秘密据点，首先得熟练掌握汉语方言，还得彻底融入当地社会。
这对阿拉伯籍或中亚籍的极端分子来说，难度不亚于登天。
更何况，中国的反恐体系向来高效。
高压的情报网络能提前察觉风险，高密度的防控系统让极端分子无处藏身，再加上严格的边境管理，外部渗透的可能性被降到了最低。
2001年后，中国迅速加入国际反恐情报联盟，和美国FBI一度共享“东伊运”的资金流向信息。
在新疆，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雷厉风行，极大抬高了袭击的筹备成本。
本拉登在内部通信里曾直白评价，在中国搞袭击，成功的概率低不说，就算侥幸成功，也得不到西方媒体那种持续聚焦。
如此看来，对他而言，袭击中国就是一笔亏本买卖，ROI低到不值一提。
本来想单纯归因于地理优势，但后来发现，完善的安防体系和高效的反恐协作，才是让极端分子望而却步的关键。
历史默契加意识形态中国不在敌对清单
讲完战略成本，再回头看历史上的那些交集，会发现本拉登“放过”中国，早有伏笔。
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，美国、沙特、巴基斯坦和中国，罕见地站在了同一战线，共同支持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。
中国通过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，向圣战者输送了大量56式冲锋枪、火箭筒，还有不少经费。
这些武器和沙特的资金、美国的“毒刺”导弹，常常被混装在同一辆卡车上，运往贾拉拉巴德的山洞。
对年轻的本拉登来说，中国当时并不是他口中的“异教徒十字军”，而是一个能提供实际支持的远方盟友。
1997年他接受CNN采访时甚至提到，要是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伊朗和中国能联手，美国和印度就会陷入两面夹击。
这句话常被误读成他想拉拢中国，其实说到底，这只是他基于地缘政治的实用主义判断，在抗击共同敌人的阶段，中国被他划入了“可合作”而非“必消灭”的范畴。
意识形态上的差异，更让中国避开了基地组织的靶向打击。
基地组织的核心叙事，一直是“全球十字军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”。
美国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，不仅因为在沙特驻军、支持以色列，更因为美国总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军事基地一起，强加给穆斯林国家。
而中国在中东，既没有战机巡航，也没有航母战斗群游弋。
北京和中东国家谈的是油气合同、港口基建、高铁融资，从不会干涉他国内政，更不会搞“民主改造”或“政权更替”。
本拉登在多次“告西方人民书”里，罗列了一大堆“十字军联盟”成员，美国、英国、西班牙、澳大利亚还有北约诸国都在其中，可中国从来没出现过。
对一个把“反十字军”当作动员旗帜的极端组织来说，点名中国不仅缺乏宗教合法性，还会稀释自己的话语纯度。
毕竟，中国既不在耶路撒冷支持“锡安主义”，也没在伊拉克轰炸“逊尼三角”，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把中国列为敌人。
利益绑定加时代变迁平静背后藏新挑战
历史默契和意识形态之外，中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利益绑定，也让基地组织投鼠忌器。
冷战时期，中国就曾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、巴勒斯坦法塔赫的早期支持者。
1955年万隆会议上，周恩来总理和埃及的纳赛尔、沙特的费萨尔握手言欢，为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积累了不错的口碑。
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，北京同时向伊朗和伊拉克出售武器，却始终保持不选边的姿态，这种实用主义作风，意外收获了不少“人情分”。
进入21世纪，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，和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等穆斯林国家建立了反恐合议，把“东突”势力明确列入恐怖组织名单。
在经济领域，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更是深度捆绑。
沙特阿美与中国石化合资建厂，阿联酋把哈利法港的运营权交给中远海运，卡塔尔甚至用人民币结算LNG贸易。
当“一带一路”的铁轨、光缆、炼厂不断铺进中东沙漠，基地组织要是敢攻击中国，不仅没有任何宗教或道义上的正当性，还会得罪那些潜在的“金主”和“庇护者”，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。
不过，2011年5月2日，美国海军海豹六队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击毙本拉登后，这份平静就多了新的变数。
“基地”组织的品牌虽然没消失，但极端主义开始碎片化，ISIS崛起、“呼罗珊”分支活跃，中国面临的“溢出风险”越来越大。
境外的“东突”武装已经和“基地”的叙利亚分支合流，个别成员还参与了伊德利卜战役。
阿富汗塔利班二次掌权后，要是再次成为极端分子的“集散地”，瓦罕走廊的安全真空就可能被利用。
在全球社交平台上，中文极端化内容虽然总量不高，却呈脉冲式增长，说明渗透尝试从未停歇。
面对这些新挑战，北京采取了双线出击的策略。
对外，持续推动联合国把“东伊运”继续列名，还和塔利班临时政府就边境管控举行了多轮会谈。
对内，强化边疆地区的网格化治理，通过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等去极端化措施，降低本土激进土壤。
中国现在的应对，比当年单纯依靠低调和地理屏障，要主动得多也全面得多。
回望本拉登时代，中国之所以没被列入攻击目标，是历史巧合、意识形态差异、战略高成本与国际关系绑定共同作用的低概率事件，绝非什么特殊豁免。
这更多折射出中国当年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边缘能见度，既不深度介入中东安全事务，也不输出西式价值观，才暂时避开了极端主义的火力标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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